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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死了”及其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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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赞东
随着“上帝死了”，人类正陷入绝对的空无或虚无的境地，世界成为荒漠，人成为碎片，依赖于即成“意义”生存的方式已被埋葬。因此，人的“复活”必须依赖于人的自我的绝对超越，在尼采的意义上，即依赖于成为“超人”。另一方面，“上帝死了”不仅将人的自我还给了我们自己，由此绝对的孤寂和无依无靠成为人的现实。然而它也释放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使人类获得绝对的自由——这是一种由痛苦而自豪、于绝望中获取力量、陷迷惘而信念不移的终极体验。因而，存在是一种选择，我们只能凭借“强力意志”或“存在的勇气”而不是凭借知识或理性才能生存下去。尼采哲学实质上是对“哈姆雷特问题”的解答。由于尼采站在生命自我肯定的自然主义立场予以诠释演绎，就不能不将“真实性原则”贯穿到底，并随之将“悲剧主义的英雄主义”奉为生存的最高原则。这也决定了尼采哲学必然以虚无主义为起点，又以虚无主义为终点，即站在“积极虚无主义”立场上，重估一切价值，以实现对人的重建。
显然，“超人”概念意味着人性结构自我改造的深刻的伦理学和生存论的承诺。它要求人类能够忍受生存条件的缺失，而战胜自我，即不依赖于意义而生存，要求人们能在一个非人，反人或无人的荒漠中巨人般地站起来，在精神上壮大到与上帝比肩的程度，作为立法者和创造者而存在。然而，作为命定依赖于意义而存在的人如何能够忍受意义缺失的生存方式？作为被有限性限定的人又如何能够承受绝对超越的重负？人类在理性与意志上的自律自决的权是否能真正成熟到可以建立一种上帝不在场的有效的生存方式吗？“上帝死了”所开启的超越性的可能性，其现实性形态究意是什么？我们究竟是否能够思想或领会上帝的本质以及“上帝死了”所具有的真实的甚或是隐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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