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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主义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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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纪末思考古老又常新的关于世界终末的思想特别适宜。正值千年转换的关头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人类近两百年来又出现了各种新形式的世界终末思想才是思想关头的事。莫教授在演讲中论析了三种不同的世界终末思想：基督教的和启示录式的，后一种又可以分为古老神议论式的和现代人议论式的。如何将基督教的终末论与启示录式的终末论区别开来，对于基督教神学家来说的确相当重要、而且不可回避。基督教的终末信仰不能与启示录式的终末思想为伍，不仅因为基督教信仰对于生命、历史、世界的看法不同，而且不愿沾染启示录式的终末思想手上的血腥和恐怖。莫教授提出的基本论点是，基督教与启示录式的终末盼望不同，因为基督教信仰"注目的不是生命、历史、世界的终点"，而是"永恒生命的开始、上帝国的开始和来临世界的开始"，而启示录式的终末思想关注的是可怖的末日景象。"新的开始"，而非末日的终点，是将基督教终末论与启示录式的终末论区别开来的关键。
莫教授讲的都是西方思想和历史巾的事情。那么，关于世界终末的思想，是否西方特有，与中国的思想和历史没有关系?近些年来，在美国和日本的汉学研究界出现了一种动向，将西方干搐年主义(Chiliasm或millenarianism)的思想观念用于研究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思想乃至历史上的各种民间"起义"。当代汉语学界一早就关注汉语思想传统中的所谓乌托邦思想，直接的触发因素还不是毛泽东主义具有的乌托邦精神，而是康有为这样的儒教左派--公羊学派的"大同"思想。事实上，人们不需要如何费劲，就可以从原始中国思想中找到乌托邦思想的要素和相关语词。可是，如今人们发现，千僖年主义并不就是乌托邦思想。乌托邦思想提供的是保证人人可以分享的幸福世界景观，千禧年主义刻写的是为了世界的终极转变清除某些人的生命(遑论幸福)的终末时刻。乌托邦思想关注描绘理想的、甚至静态的生存状态--所以R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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