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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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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一度风靡的整理国故开始走向衰歇之时，"国学"本身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也产生了问题。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根本主张"国学"不是"学"。实际上，从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对于久处外患压迫下的中国士人来说，20世纪20年代可能是中外"国家"实体竞争最为淡化的时段。此时与清季的最大区别是"学术"与"国家"的疏离: 对强调"国无学则不立"的清季士人来说，国学既不能"无用"，也不能不是"国粹"；但对提倡"科学无国界"的新文化人来说，"学术"与"国家"可以无关，至少关系不密切。1 正是在这样一种立场之上，"国学"本身成为可以比以前远更轻松地进行讨论的题目。
拘束的减少往往伴生着随意性的增加，朱熹曾说:"屈原之赋，不甚怨君，却被后人讲坏"。章学诚以为，此语"最为知古人心"。2 与清季相类，民初反对与支持国学者多少都有从自己"成心"出发而将其"讲好"或"讲坏"的倾向，后者尤甚；不同的是，清季人如此更多是无意中受到"成心"的影响，未必出自立言者有意识的动机；民初人则更明显地是在意识层面为了某种目的将国学"讲坏"。胡适等人对整理国故态度的转变即是一例，但其转变态度的主要原因又是认为"国学"妨碍了"中国"这一国家实体的发展，即郑振铎担心的会"有阻碍于中国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阻碍"中国国力及文化的发展"，无意中仍回到"国家"立场之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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