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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子”与田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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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是谁的问题，自班固之后，尤其是柳宗元以来，聚讼不已，在学术界始终没有较为确切的结论。竹简《文子》的出土，并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我们判明竹简《文子》形成于汉初的可能性最大，说明“文子”是出于伪托，但文子是谁的问题仍然呈胶着状态。要想有所突破，不仅需要考虑逻辑上的多种可能，更需要多种史料的综合比照。
一、古书流传的复杂性与班固《汉书·艺文志》之注的再考察
从《汉书·艺文志》的导言来看，孔子之后学术流派很多，书籍的命运多舛，书籍的来源驳杂：
《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藩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叹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王葆玹先生指出，汉成帝时篇籍大增，各种书的藏本颇多，“刘向自恃为《谷梁》学名家及朝野公认的宿学通儒，又属刘氏宗室，借整理皇家藏书之机，以及与元成两帝接近的便利条件，自然要在重要典籍的整理上自成系统，与经学的其它派系分庭抗礼。他所拟订的篇次、篇数都是与旧本不同的，就连书名也要重新拟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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