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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简《缁衣》与《礼记·缁衣》的思想差异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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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有关郭店简《缁衣》的研究文章已经很多了，专家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站在比较《礼记·缁衣》与郭店简《缁衣》的角度，从纯思想的视点出发，从根本上探讨二者之间的差异，从而更为准确地把握先秦原始儒家的本质，并且进而分析秦汉以后儒家思想流变的社会原因的论文，却似乎并不多见。笔者以为，这项工作是十分重要的。郭齐勇老师号召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必须研读先秦原典，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原典在后世的流变没有基本的把握，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到这些原典的思想价值。
一
李零先生基于古往今来的研究成果，分析指出：“《缁衣》中的‘子曰’肯定是记孔子之言。”[1] 根据《史记·孔子世家》，我们知道，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孔子47岁，季氏专权，阳虎作乱，故孔子不仕，退修《诗》、《书》、《礼》、《乐》以教授弟子。[2] 但是，《诗》《礼》《乐》《乐》虽然都有可能体现孔子的思想倾向，却并非孔子思想的直接展现。而且，柳宗元著有《论语辨》一文指出：“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无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而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3] 柳宗元的观点得到了程子、朱子以及很多学者的普遍认同；当代学者杨伯峻也认同此说，并且进一步在其《论语译注·导言》中论证并加强了柳宗元的观点。可见《论语》一书的思想未必就百分之百都属于孔子。这样一来，真正可资查证的原汁原味的孔子的著作就相当少了。如果李零先生的上述判断不错，[4]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缁衣》视为以孔子为核心的先秦原始儒家的代表作，其中的一些有别于后世的思想精髓是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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