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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典文论的几句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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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以中国有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历史为荣，诸如一部最早诗歌总集《诗经》被引用得不亦乐乎。此乃引出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多层次地鉴赏、品评，经久不衰，仿佛是诱人的油橄榄。每一次的鉴赏或品评，都能咀嚼出不同的味道来。各路军马，四面八方，洋洋洒洒，品评文章或专著层出不穷，此乃不失为一批珍贵之财富。我想说的别人已说，又还不具备慧眼，但又痒痒，不免又信口胡说。
一、 钟嵘《诗品》的一些看法
一部《诗品》，列入最早的关于五言诗的理论批评专著，开诗话之祖，戴上“思深而意远”的头衔，足以让人羡慕不已。
《诗品》的功绩，此不必说。只是我有些问题较纳闷：钟嵘在《诗品》中老是提到，某人的诗源出某人，这里作者当然是在肯定后人继承前人文化遗传之精华之表现。但后人是如何受到前人的影响呢？在没有前人影响之前的前人又受谁的影响呢？这些影响是通过学习或者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后人所运用某词或有某风格、技巧就必须是受到谁谁的影响？在钟嵘之前，陆机就说过：“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乎囊篇”。既然“暗合”，又何必是“源出”呢？源来源去，果真如此，就怪不得钟嵘得出结论“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我们得到的答案也许会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是真正的文学，而不是靠源出何处才流传的。当然，并不排除文学的继承性，但这决定不等同于钟嵘的“源出”理论。我还是不太愿意接受这个说法。比如，中国孟子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学说，而希腊的柏拉图也挂牌：“懂得哲学者方可治国”，他们都是同一时代，观点、主张竟然如此合拍，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我想，按当时的条件，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就从东方传到西方或从西方E-MAIL到东方，也没有电话能够一下子就沟通。假如能够沟通，那谁影响谁，谁感叹“于我心有戚戚焉”？如果没有互相影响，那就说明我们的哲人和西方的哲人一样的聪慧或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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