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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立边缘的仰望与期盼——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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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硕果累累，人才辈出，具学科总结性质的集体或个人论著涌现，成绩斐然。处于中国边陲的港澳地区，面对国内如斯辉煌的成就，实在没有条件说三道四；本文实本着对国内学界的由衷敬重，就管见所及，略陈井蛙仰盼的谬论而已。
本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在世局艰困的大环境下起步，凭着少数学者的学术自觉与抱负，从传统诗文评的基础上，建立了学科的规模格局，而为数不多的大学，相继设立文论史以至文论专书的课程。透过建制，树立学科地位，更有效培养研治古文论的专门人才，普及有关的学科知识。当今中国古代文论在中文系知识结构中比重日益增强，是抗战前的草莱状态所始料不及的。由于古代文论是中文专业的重头戏，近年来，“教程”或“选读”这类讲义式读物和补充教材如雨后春笋，反映社会对有关知识的入门指导需求甚殷，显示古文论已经是中文系课程结构中理所当然的部分。港澳地区专业院校中文专业无不开设文论史或文论专书如《文心雕龙》等必修或选修课，一直维持1949年前国内大学的课程架构，未受国内和台湾这样那样的外来干扰，学术问题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讲者尽情发挥，悉性解读，没有官家意识形态的框架，亦当然不存在外来的扶持，所以一切精彩皆尽在课堂的教学，如徐复观之在新亚研究所，苏文擢之在中文大学，陈湛诠之在岭南学院，他们的讲论，各自展示精彩的生命演绎，文字撰作反而不显真面目。所以，若计较学科文字成果，港澳地区实无足观，根本不可和大陆及台湾相提并论，但薪火相传，于言传身教的过程中，令学科宗绪不坠，有赖于是。因此，于总结大中华古代文论研究，不能一概以文字成果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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