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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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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代文艺学的发展,从“五四”以来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五四”时期提倡反帝反封建、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也有“全盘西化”的片面性,否定了继承和发扬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在“打倒孔家店”,“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些反封建的口号下,把我们具有民主性精华的民族文化,内容极为丰富深刻的传统文论,也都否定掉了,我们的文艺学从理论体系到名词概念大都是搬用西方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大学的文艺学是以苏联为模式,是按照季莫菲也夫、毕达可夫的文艺学体系建立起来的。“文革”以后,苏联的模式基本上打破了,极左的影响也有所消除,但是随着大量引进西方近现代的文艺和美学理论,我们的文艺学又有了大体接近的西方模式。总之,七、八十年来我们的文艺学始终没有走出以“西学为体”误区。西方文论的引进是完全必要的,西方文论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的科学内容,有不同于东方文论的长处和优点,这正是我们发展当代文艺学所必须学习、借鉴的。但是,西方文论和美学、特别是近现代文论和美学中也有许多片面和不科学的内容,不能毫无批判地接受。更为重要的是,吸取西方文论和美学的科学内容,不是用它来代替我们的文论和美学,抛弃我们自己民族的文论和美学传统,而是为了丰富和发展我们民族的文论和美学传统,建设适合于我们时代需要的有中国特色的文论和美学。现在有些研究者盲目崇拜西方的文论和美学,甚至从思维方式到“话语”全部都是西方化的,离开了西方这一套,几乎就说不了话,写不了文章。中国人研究文艺学而不懂中国的传统文论,而只会跟着西方人亦步亦趋,用西方的“话语”说话,实在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剧,这也就难怪在世界文论中听不到中国的声音了。现在文论界的有识之士和一些学界的老前辈,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提出要使当代文艺学走出困境,在世界文论讲坛上有中国的声音,必须“改弦更张”,要在中国传统文论的基础上发展,要有我们自己的“话语”,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我以为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才是建设当代文艺学的历史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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