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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打假想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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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征程上，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文言文、八股文成了我们的假想敌和替罪羊，我们用它们发泄我们内心深处的仇恨，抚平我们内心深处的创伤，并在这个基础上构造我们的意识形态景观。我这样说，并不是想替传统文化、文言文、八股文翻案，我也不否认它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而且我对它们也绝无好感可言。但这一切，都无法抹去我的印象：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文言王、八股文的确成了我们的假想敌和替罪羊。它们是如何成为假想敌和替罪羊的？这个过程揭示了怎样的心理机制？这种心理机制是否至今还在支配我们的想像和行动？便是不得不问的问题。[2]
一
一切都起源于悲惨的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史上许多巨大变革发生在战败之后一样，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都刻着“战败”二字。先是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帝国步步深入中土，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主权在一天天地丧失。随后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我们与日本人签下了城下之盟——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民情大愤，“救亡图存”成为时代大潮。我们谦恭地学习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试图进行变法维新，结果以惨败告终。辛亥革命成功的喜悦，很快为反革命的复辟一扫而光，知识分子终于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道理，把目光转向西方，试图以思想革命奠定政治革命的根基。思想启蒙、文学革新，如同冲破闸门的洪流势不可挡。这时一切都具有了救亡图存的性质，带上了求医问药的特点，染上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色彩。在救亡图存的宏图大业面前，一切的一切都要在某些方面和在某种程度上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功用。这便是意识形态的三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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