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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文学观与文学三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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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教学论文】若说文学本质上从属于历史，这可能是既无人反对又无人深究的一个问题。目前论坛的平静，只能说明现代人理论上的麻木。其实，这个问题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过争论。明代的王廷相、杨慎对杜甫以诗为史的做法都颇有微词，而清代王夫之则更为激烈，他在评《古诗十九首·上山采蘼芜》时写道：
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隐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既事生情，即语绘状，以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1]
王夫之由于主张情感本质观，所以偏执得可爱。文学与历史虽在形式上判然有别，但在历史真实的高度上，并非没有同一性。特别是那些有意反映社会生活本来面貌的文学作品，它所表现的历史真实的程度，常常是惊人的。杜甫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历史的真实面貌，给我们留下了形象的历史画面，因而享有“诗史”的崇高名号这本是杜诗极光彩夺目的地方，本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由于王夫之受抒情文学观的限制，将这一部分杜诗，视为“于诗不足”，实属偏见。而且，杜甫“诗史”之名，本是唐人赋予名号，乃民心所凝。这既是文学现象，又是历史现象，是应当充分尊重的。王夫之之言，亦失之轻率。然而，时至今日，关于对杜甫“诗史”名号，仍有人否定，认为杨慎、王夫之等人对“诗史”的批评，是“很可贵的精辟见解”，并认为：“宋人在‘诗史’问题上的错误，是宋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片面强调以文为诗，而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抹煞文学的美学特征之典型表现。”[2]看来，文学的历史属性，实有认真讨论之必要。
同样，关于文学历史属性的争论，在西方也有发生。例如，席勒在《论悲剧艺术》中写道：
由此可见，严格注意历史真实性往往损害诗意真实，反之，严重破坏历史真实性，就会使诗意真实性更能发挥……因而谁若想把悲剧诗人召唤到历史的法庭之前，并想向他学习知识，真是对悲剧——其实对全部诗艺都是如此——极其缺乏了解。[3]
席勒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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