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
| |
在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中，启蒙哲学精神与启蒙美学建构表现于审美结构中就是启蒙叙事。近年来，一些后现代学者对“五四”以来文化与文学上的启蒙叙事作了深刻的反省。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西方思想界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解放的承诺”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真理的承诺”这两种“宏大叙事”在现代中国影响巨大，分别产生了中国激进主义的政治传统和独断论的思想传统，我们至今仍然深受这两种“现代性传统”之苦。①他们认为这种“解放叙事”与“真理叙事”的特点，即致命缺陷在于它所坚持的是一成不变的理性，即抽象的理性，追求的只是一种自身同一性的线性结构，如利奥塔所指出的这类宏大叙事含有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成分，它赋予了叙事一种霸权，这是通过赋予其合法性来实现的，而这一霸权夸大了叙事与知识的等同。一些文学研究者也以这种理论为根据批判中国现代启蒙文学的宏大叙事充当了启蒙的工具，忽略了审美的启蒙。我认为上述分析与观点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其一，完全以西方后现代学说为理论根据，这本身就不符合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或者说这种方法仅仅是在“批判的工具”方面颇有创新，而缺乏“工具的批判”；其二，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在现代性问题上未曾达到过“理性主义”的高峰，并未在真理性问题上取得霸权地位，所以用后现代、后启蒙主义的理性多元性理论、反本质主义理论或“小叙事”理论来反思并批判现代启蒙叙事，实在为时过早；其三，如果说中国现代的政治激进主义与独断论的确一度取得了霸权地位，为害匪浅，需要用理性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进行解构和批判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这种政治激进主义本来就不能代表真正的启蒙主义思潮，充其量只能称其为“伪启蒙主义”，这样的话，他们用后现代理论所批判和解构的其实主要是伪启蒙主义，仍然没真正涉及原创性的中国启蒙主义。其四，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建构虽是以救国、立国或政治叙事作为缘起的，但当启蒙主义真正进入建构过程之后，政治与国家观念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抛掉了；而且在启蒙主义转化为可操作性的启蒙叙事策略时，启蒙又是从人的本能欲望、生命力以及中国的国民性作为源头的。这就决定了其启蒙叙事所包含的形而上学不可能是未经批判的，其理性也不会是纯粹抽象的。
|
|
|
|
|
|
|
|
|
| 广告载入中... |
| 广告载入中... |
| 广告载入中... |
|
|
|
|
|
教育论文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