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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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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在世纪之交批评张爱玲的创作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论文中写道： “80年代，大陆一群思想者与学人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历史教训中得到教育，知道 放下政治斗争留下的包袱与敌意是何等重要，换句话说，批评应当扬弃任何敌意，而怀 着敬意与爱意。对任何作家，不管他过去选择何种政治立场，都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 应当是同情的，理解的，审美的。80年代的这种思路，到了90年代，似乎又中断了。大 陆有些作家学人，刻意贬低鲁迅，把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说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 又刻意制造另一些非左翼作家的神话，这在思维方式上又回到两极摆动的简单化评论。 现在真需要对90年代大陆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有个批评性的回顾。”(注：刘再复 ：《评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见李陀、陈燕谷主编《视界》， 第7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弄潮儿，刘再复 的这一反思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刘再复对于80年代“审美主义”和“纯文学”的观念 仍然深信不疑，但是他对于90年代文学史写作所表达的不满及其提出的问题却值得思索 。由刘再复通过对张爱玲的创作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重新评价而提出的90 年代文学史写作问题，确实意味深长。它甚至可以被视为某种具有历史路标作用的书写 。因为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对中国现 代文学史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大陆 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动力，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大陆的“重写文学史 ”运动，同时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上具有明显的规范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 着当代文学史典范的变革。它以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的发现和推崇，确定了 “重写文学史”的坐标和界碑。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写作留下了大量的 空白，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有趣的对照和潜在的对话关系。这种张力 为“重写文学史”留下了大量空间和充分的合理性。然而，到20世纪末，由夏志清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开启的“重写文学史”已经充分释放和耗尽了它所积蓄的历史势能 ，空白之页已经充分填补，并且作为一种“文学史的权力”已经走到了另一个遮蔽与压 抑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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