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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与时代的超越－－鲁迅与普希金之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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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中国与19世纪初的俄国都处于内忧外患中痛苦的转型期，彼得大帝的改革使古老的俄国在万分不情愿中逐渐摆脱了生存已久的农奴制，在向西方的借鉴与学习中向近代化靠近，俄罗斯文学也在艰难的蜕变中寻求新生，开始了俄罗斯文学的复兴。而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的维新改良，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革命运动推翻了帝制，以西方民主、科学为武器的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承担起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责任。在这种极为类似的时代背景中产生了两个代表着各自民族精神的文化巨人－－鲁迅与普希金。鲁迅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文化革命的旗手”和“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的方向。”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的奠基人，是“俄罗斯民族的太阳”，“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于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
同作为精神价值的战士，民族的儿子，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表达。用新的“法”去“重整乾坤”，在这个急需“立法”的年代里探寻着新生的文化，去催生一种新的体制。当然，由于民族特征与个人精神气质的不同，他们的文化抉择、信仰与追求具有明显的差异，然而，他们之所以成为文学史上巍峨的丰碑、世界性的大师，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精神与艺术都契合了时代甚至超越了时代。他们与时代保持对话，成为时代精神的灵魂。而这种超越的基点恰恰在于对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与充分的表达。时代性与民族性的价值判断是任何文化都无法回避的命题，也是鲁迅与普希金给予我们的超越了时代与国界的共同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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