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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的多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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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激进的、生态主义的文学批评观。一批风华正茂的学者对生态批评充满信心。北京大学的赵白生博士不久前发表《生态主义：人文主义的终结？》一文，这次又提出“文学的生态转向”的论题。他认为弥漫世界的“生态焦虑”日益加剧，需要做如下三个方面的大文章：文明盛衰的生态基础，文化沟通的生态平台，文学发展的生态转向。他主张花大力气做一些“田野工作”，生发真正的绿色思维。其关键在于“摆脱人本主义的思维定势，实行生态主义的互滋教育”。生态主义意味着确立一种全新的“思想范式”，而人本主义将受到全面挑战。深圳大学的王晓华博士在2001年已发表《中国生态主义宣言》，此后又提出“另一种全球化与中国文艺学的生态主义走向”，他认为生态文艺学是对“现代性”批判与超越而产生的，“能够在逻辑上真正扬弃主体论文艺学的，迄今为止只有生态文艺学一个流派。”并认为“中国生态文艺学在诞生之初就表现出鲜明的建构品格”，是一种新的“整体主义的文艺学”。这些年轻的博士们锋芒毕露地高扬生态主义，对以往文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成见”进行了尖锐地批判。
二是宏阔的、开拓建设的生态批评观。生态批评的主将鲁枢元教授较早关注“走进生态学领域的文学艺术”，多年来倡导生态文艺学批评，创办《精神生态通讯》，出版专著《生态文艺学》，又发起召开“中国首届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推出新作《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等，致力于生态文艺学建设，显示出广阔的视野、开拓的精神。他指出“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女性批评一样，都是现代世界格局中弱势群体的话语”。当前，生态批评的兴起，意味着文学批评已经开始发生“时代性转移”。这种转移有可能为文学艺术提供“重建宏大叙事，再造深度模式”的机遇。这种宏阔的生态批评观还体现在山东大学曾繁仁教授关于“生态美学”的系列论文中，他指出“生态美学的提出实现了由实践美学向以实践为基础的存在论美学的转移”，是对“机械论”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突破。他从“绿色的人生”来定位生态美学，视之为新时代的“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在他主编的《文艺美学》中设有“生态美学”专章。他认为这一学科尚在发展之中，但其意义不可忽视，它丰富了建设性的美学理论，派生出生态批评方法，促进生态文学的发展，并将推动由西方话语中心向中西平等对话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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