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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性文学与身体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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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革后中国文学存在一个美学上的转型的话，那就是以群体、理性为中心的美学向以个体、感性为中心的美学的转型，新生代小说的诞生是文革后中国美学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我认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审美样态在历史上一共经历过三个革命性的飞跃。一、“善”中心时期。这是小说审美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时的小说创作以伦理学的“善”为审美的中心，小说的审美价值是由它的伦理学的“善”的价值决定的。这一阶段的人类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水平都极为低下，人类在自然的暴敛和威权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人类“战胜”自然的方式不是在客观上发展自己的力量与自然敌对，而是企图以自己在道德上的“善”也就是在主观上以自己的人格的善来获得自然这个超越“人格”对人的谅解，从而达成人和自然的“和解”，“善”成了这一时期人类的一切文明活动的中心，小说的诞生与发展也离不开这一背景，这时的小说是以惩恶扬善的伦理学目的为目的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绝大多数（现今通行的文学史常常给人以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满是“反封建小说”的印象，其实这是史家给人的错觉）可以归为这一类，它的主导主题是道德的规训与诱惑，他的主流故事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结局多是大团圆，这类小说的完成形态是中国现代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二、“真”中心时期。这时人类的认识能力、理性力量得到了相对的发展，人类面对自然已经不象过去那样软弱，而是相反，人类相信可以依靠理性的认识力量人类就可以主宰自然进而主宰自己的运命，“只要真实地认识了自然，就可以改造自然”，对“真”的认识、“真”成了人类这一时期不仅是生产活动而且几乎一切活动的中心。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与此相连的。中国从西方引进了逻辑学、自然科学，也引进了社会科学，这时小说也被看成是一门“科学”，经典著作家将反映社会生活（当然不是现象地反映而是本质地反映）的真实程度看成是小说审美质量的最重要标准就是这个意思。从“五四”《新青年》时期（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三大主义”）到文革后中国小说审美中心主要是“真”（当然对于“真”的概念个家道理解不尽一致，各个时代的理解不一致，同一时代不同文学流派的理解也不尽一致，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理解就不一致）。三、小说审美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是“情”中心时期，这时的小说创作不再以审美之外的目的，如伦理学的“善”的目的，认识论的“真”为自己的要求，而是回归到自身，以自己的本身为目的，也就是说以审美为目的。因为它既不是从人对客体世界的敬畏（传统的善）也不是从人对客体的追索（传统的真）出发的，它是个体的人、感性的人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人、感性的人”存在的被遮蔽性而对无蔽局面的追求，是存在论的，情感中心的。它不是认识论的，认识论强调的是人对客体世界的服从，它也不是伦理学的，伦理学强调的是人对异己力量的敬畏，这两种都面临人对自我的丧失，它是存在论的，是人对的存在的本原的体验。任何一种真正的情感都是一种个人性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情”中心作为实现了的小说美学就是个体论的美学，而感情又总是具有反理性束缚的特征，是感性生命的外化，因而“情”中心作为实现了的小说美学又是感性论的美学，它重视的是对人的感性生命的张扬，是对人的存在的身体性的肯定。它相信人的存在首先是身体性的存在，它肯定身体对于灵魂以及世界的优先地位，因而也肯定人的身体性对于小说的优先地位。这种创作是一改过去的主题论写作、反映论写作的，它是真正“回到了小说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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