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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学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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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旧世纪的送往迎来，日历上虽只有短短一瞬，情感上则可能持续多年。与我们的区别是，在西方人心目中，对于逝去的19、18、17诸世纪和再往上的中世纪等时间单元，都有着清晰的定位（相当于我们对朝代的体认）。他们相对更容易将20世纪纳入完整的时间流程之中，将这个百年视为既定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即使西方式人文观念在20世纪曾发生突变性转捩，文化传统的变迁也是变异大于继承，但作为一种悠久灿烂的文明，他们不会也不必有中道崩裂之感。反观20世纪之进入中国，则如同一块时间上的飞来石，当我们进入它的怀抱时，为了象征某种新生，我们无意中付出的代价是：割裂与传统母体的脐带。五四精英“砸烂孔家店”的热情和与之俱来的白话文运动，也不妨是一个现成的象征。换言之，若我们尝试以“世纪”单位衡量我们民族百年的兴衰嬗递，较之西方人，我们有着更多更大更丰富更难缠的情感震荡。何况，说来既沉重又讽刺，虽然中华民族较之目前世上任何仍具活力的民族都更为历史悠久，“世纪”的序列也已数到了“21”，20世纪却是我们曾经有过的第一个世纪。在20世纪之前，我们不知“世纪”为何物。
这一点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受制于中国现当代史的特殊性，与别种领域一样，我们也不存在一个文学上的19世纪，再往上更不必说了。这里除了纪元方式和文体形式上的原因，更有观念上的原因。在中国现代作家眼里，他会本能地将一位19世纪作家（如吴趼人）与12世纪作家（如罗贯中）视为一类，一般也懒得比较孔子与孟子间的时代异同（就时间而论，相当于今人与乾隆年间的距离）。简而言之，他会依据“白话文”这一时空坐标点，笼统地将所有五四前的中国文人归为古代作家的范畴。一个弱不禁风的词——“古代”，就此将3000年文学变迁一网兜尽。就是说，虽然我们有着丰富璀璨的古代文学传统，中国现当代文学在20世纪的发轫，在语言和精神两方面，恰恰是以无视、有意忽视乃至刻意敌视这一传统为特征的。就“五四”诸贤而言，尽管他们无一不具有渊博精深的旧学基础，但铸就他们文学大师精神气质和内在风范的，却不妨一一向域外找寻。如叔本华之于王国维、尼采之于鲁迅、杜威之于胡适、歌德之于郭沫若、泰戈尔之于冰心、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之于巴金、马林诺夫斯基之于费孝通、康拉德之于老舍、燕卜荪之于钱锺书等等。这份随手写上的关系谱当然非常粗疏，若起诸位大师于地下，想必也会受到抗议、嘲讽或奚落，但其内容多半也可预判。如以王国维为例，他可能会强调尼采对自己的影响不在叔本华之下，而不是用韩愈或顾炎武辈来代替叔本华，正如窥破万卷的钱锺书更只会把燕卜荪的作用限定在狭窄的学术规范领域。但我相信，郭沫若扪心自问时，当不至于将李白对自己的影响凌驾到歌德之上，即使他对这位大诗仙曾发出骇人的惊叹——颠倒的例子固然也有，不久前得到出版界广泛关注的辜鸿铭即是一例，好在我们谁也不会把他视为具有现代文学大师品质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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