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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台湾文学的人文主义脉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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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台湾文学思潮，人们常以“现代派”和“乡土派”的二分法加以描述。近来，有人注意到由官方所主导的所谓“三民主义文艺”也应以尊重历史的态度承认它的存在。①然而，对于时隐时显地贯穿于当代台湾文学全过程的又一重要脉流——人文主义思潮，却尚未有人论及，本文试图对此脉流加以勾勒，以弥补台湾文学思潮论述中的不足。
一、《文学杂志》与梁实秋人文主义理念
当代台湾文学的人文主义脉流，早在50年代就已萌生。当时推动这一思潮的是夏济安创办的《文学杂志》。该杂志具有如下鲜明特点：
其一，远“政治”而重“人生”的倾向。在创刊号中，编者就开宗明义地赋予刊物以“文学”的定位：要办得让读者认为它“还称得上是一本‘文学杂志”。这一表白，实际上是针对着当时甚嚣尘上的、早已沦为反共政治附庸的所谓“战斗文艺”而发的。而在刊物存在的4年(1956年9月一1960年8月)间，其发表的作品基本上符合其宗旨。
《文学杂志》正是在反对和避免沦为政治工具或藏入象牙之塔的两个极端中，建立起文学描写人生、发掘人性的主要方向。它认为，对丰富复杂的“人性”的挖掘，是文学存在的价值之所在。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需通过人生的观察和描写，展现个人内心上和人与人关系间存在的微妙复杂的种种状态。为此，夏济安强调中国作家通过了解旧文化以摸透“中国人的脾性”，才能对善、恶有现实的认识，知晓人心活动的来龙去脉。②夏志清认为：“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④出于这种人生和人性的要求，夏氏兄弟针对中国文学的传统格局，提出了加强人物的心理描写、刻划善恶难分的复杂性格等艺术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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