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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界革命到整理国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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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胡适、俞平伯等人创建的新红学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红学研究从传统文学批评向现代学术研究的转变，尽管还存在着种种不足和遗憾。同时它又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学科的转型、创建进程同步展开。新红学既是一百多年来红学自身发展演进的一个必然结果，又是特定时代各种文化因素催生的产物，它的产生由晚清时期的小说界革命启其端，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及随后进行的整理国故之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可以看作是这些运动的深化和收获。因此，探讨新红学必须借助这个大的文化背景来进行，不少问题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观照才能得到更为合理、准确的解释。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采用白话形式的中国通俗小说继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之后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两次运动的目的、宗旨及策略有所不同，对待通俗小说的态度和方式也有一定的差异。小说界革命的提倡者多是政治人物，他们虽然将小说提到空前之高的地位，但其着眼点并不在文学，而在政治变革与重铸民魂，“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梁启超的这段话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文化阶层对小说的立场和期许。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征候式标记，从这个角度来讲，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他们将小说提得过高，反而容易沦为空谈，无法落到实处，尽管其后小说创作出现了新的变化，涌现出一大批与传统小说迥异的新小说，但其创作实绩及达到的社会效果离当初首倡者的预期显然还有很大的差距。况且当时梁启超等人的着眼点在小说创作上，还未涉及相关的学术研究问题。不过，其提倡之功也是十分重要的，应该给予肯定，它提高了小说在文学家族的地位，重构了文学格局，解决了学术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对象价值问题，为中国小说进入学术殿堂、为新红学的产生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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