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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末路的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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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编》的创作历时“足足有十三年”⑴，对于鲁迅这位独特的精神个体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创作现象。因为鲁迅的创作历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自我超越”的过程，小说——散文——杂文，随着现实的急剧变化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侧重点。而历史小说这种体裁一直引起鲁迅的创作兴趣，早年“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的誓言也不能阻止他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⑵，这一点恰恰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如果说《呐喊》诸篇是鲁迅意为先驱者摇旗呐喊而对生活中切身感受过种种苦于不能忘怀的东西描写和再现的话，那么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基于创作主体英雄末路的悲叹所产生的“虚妄”心态而对人生作形而上的反思。时代的急骤变化加深了鲁迅对人的命运与生存境遇的探寻，而历史小说可以“不免油滑”的创作特点又正好契合了鲁迅这种深层的创作意图，可以任性忘情地纵笔驰骋于自己营造的艺术天空之中，信马由僵地将自己的情感与体验，对现实的观察与历史的反思一古脑儿倾注其间，构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创作风格。虽然鲁迅在理性上对此颇有微词，如“小玩意而已”⑶，“速写居多”⑷，“游戏之作居多”⑸，是“‘塞责’的东西”⑹，但在情感上，鲁迅却一再拾起“决计不写”的这类历史小说。“五四”运动退潮、新文化运动分裂以后的大革命前夜，鲁迅受北洋军阀的迫害逃出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花夕拾》；并且仍旧拾起古代的传说之类”⑺，写出了《奔月》和《铸剑》。进入“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三十年代，鲁迅以普罗米修斯式的救世胸怀，感受到“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意”⑻，于是又再次拾取历史小说，一气写出了五篇作品。十三年来，鲁迅的情感世界经受了多少风霜雪雨，又该发生了多少曲折变化，但创作历史小说的念头始终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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