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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觉醒对传统文学原则的挑战——论龚自珍文学思想的近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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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近代思想史、文学史都把龚自珍作为开端性的人物，但实际上，学术界对龚自珍历史定位的判认并不那么一致。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这部著作中，龚自珍被归入“清代中期”，作为乾嘉时期的文学家，而不是“清代后期”（相当于一般所谓“近代”）文学家来叙述的。这一处理未必只是一家言，它可能代表了史学界、文学史学界一部分人的看法。《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著者黄修己就在该书《序言》中以带点嘲讽的口吻说：龚自珍在鸦片战争爆发第二年就去世了，只是因为19世纪没有重要的作家和值得重视的变化，各种《近代文学史》才把龚自珍拉来充数。而把这类观点表述的最明确的，或许要算赵慎修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思潮》[1]，他认为在戊戌变法以前，整个文学思潮都没有发生近代意义的变化，并且重点举出龚自珍，认为他的思想、包括文学思想“没有近代意义”。
应当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龚自珍思想和文学观的“近代性”问题，而且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没有道理。考察一下此前关于龚自珍的评论，大多数论者重视的主要是龚自珍的社会批判言论和政治、经济改革主张，但是已有不少论者论证，龚自珍的批判虽然尖锐激烈，他呼吁“自改革”也有首倡意义，但无论其批判的深度还是其具体改革主张，都没有超出他的前辈。龚自珍自己也说过：“药方只贩古时丹”。换言之，当我们只注意从直接的政治、经济斗争方面考察龚自珍，把他这方面的言论看作其思想的主要部分甚至全部，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证明其思想的正确性（虽有局限）甚至进步性，却未必能说明其“近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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