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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批评在中国的命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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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批评在中国
对于中国大陆文学界来说，新批评并不陌生。早在四十年代中后期，当时北京大学西方语文学系的助教袁可嘉，写过一些关于新诗的评论文字，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和上海商务印书馆《文学杂志》和《诗创造》、《中国新诗》等报刊上发表（八十年代末由三联书店结集为《论新诗现代化》出版）。袁可嘉在这些文章中鼓吹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的现代诗歌（17），提倡艾略特、瑞恰慈和美国新形式主义（即新批评）的文学批评方法。袁可嘉关于新诗问题的意见，是从对于当时中国诗坛的观察出发的。他所批评的新诗的弊端，可归结为诗中的情绪感伤和政治感伤。在文学批评方面，当时的批评大多采取社会批评模式，而且往往是判断式的批评，有时失之武断，过分强调作品中的社会内容和想当然的作品的社会影响，而顾不上文学本身的价值和传统。袁可嘉认为，当文学主潮在逐渐脱离文学本身的价值而向社会学靠拢的时候，应当注意绵延而成独立传统的文学本身。他坚持说趣味的优劣确实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衡量，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永恒的品质确实存在，因此他反对批评相对论。袁可嘉同样认为印象派和浪漫派的批评也是不可取的，他提出了戏剧主义的批评模式和剥笋的分析方法。他强调和分析了文学批评中的讽刺感（irony）和机智（wit）这些概念（18）。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袁可嘉是新批评在中国的当代传人。遗憾的是，四十年代的文学，实际上成为政治力量用以进行相互斗争的方便的利器，袁的这些意见在当时往往被误解，以为他是在反对诗的政治性；加之他论文的流传面也不够广，并未引起更多的注意。不过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后来被命名为九叶派的诗人们在当时的创作，与袁可嘉（也是九叶之一）的诗歌、批评理论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两者之间互相支持，彼此促进。九叶派诗人如穆旦、杜运燮、郑敏等人的诗作，在尘封了几十年之后，重新为人们所发掘，这些诗人诗作的重要价值也越来越为文学研究界所重视。在现代汉语写作与现代经验相结合这方面，九叶派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从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的相互关系来说，新批评在中国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为后人提供了化用西学以建构本土文学的丰富启示。解放以后，一直到新时期之前，中国大陆文艺界对英美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采取排斥、批判的立场，理论的探讨几乎停滞，更谈不上直接运用西方学理进行文学批评实践了。新批评当然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如新批评理论资源之一的T.S.艾略特就被批判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御用文人。改革开放后，文艺界与西方话语有了接触，新批评才重新被发掘和认识。这次的发掘和认识，较之四十年代袁可嘉对新批评理论方法的引进，应该说在规模上要大得多，系统得多，影响广泛地多。但前后两次对新批评的态度立场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八十年代以来对新批评的引进，是由几个层面的工作共同承担的。首先是对新批评经典论著的翻译。如《文学理论》、《英国现代诗选》（选入新批评名著《理解诗歌》中两篇艾略特诗歌如《荒原》等的评注）、《小说鉴赏》、《新批评文集》、《新批评》、艾略特诗学文集》、《文学批评原理》、《朦胧的七种类型》等。《唐诗的魅力》是海外华人学者运用新批评的方法论解读、阐释中国古典诗歌的专著，姑且也把它算在新批评在中国的代表作之列。再者就是国内学者写作的新批评研究专著。如赵毅衡著的《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这是一部对新批评做全面研究的的著作，可能也是国内目前唯一一部研究专著。还有就是以著作和译本的前言、后记、编者按、介绍西方文论的专著的有关章节、学术期刊论文等形式出现的小篇幅论文和介绍性的文字。这些文章比较分散，而且数量也不多。就学术期刊而言，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艺类），从1977年到1997年间，全国只有大约三十多种学术文艺期刊共三十多篇评介新批评的论文，其中还包含介绍法国新批评的文章。翻译新批评论著的工作其实是很不够的，很多重要的代表作如《理解诗歌》、《理解戏剧》（Understanding Drama）等，国内至今没有中译本。这使众多文学研究者难得一窥新批评的全貌，大部分人认识新批评的方式只能是间接的，遑论掌握其理论方法的精髓，用之于当下文学批评实践。在评介方面，由于评介文章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主观性，难免以偏概全。我想指出的是，即使象《新批评文集》这样由权威学术机构和出版单位组织出版的著作，其编者按在评介方面的偏见是显而易见的。《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这样的确令人尊敬的专著，在持论方面似乎也有欠公道。我认为有关的著作、文章沿袭了国外新派理论对新批评的错误的批驳意见，同时造成了国内学者对新批评模糊、片面的印象。对其较大者，笔者已在前文做了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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