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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及其待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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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初期，黑格尔在《美学》中宣告：艺术不再是真理获得自我存在的最高样式，不再是精神实现的最高需要；艺术在今时代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在其最高的使命上已是一种过去的事了。这段著名的艺术终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我们这个时代也是有效的。艺术对屈辱的现实的漠视，对艺术真理的偏离，直接导致了它继续生存的危机。多年前，文学从先锋小说开始，表露出了对形式主义策略和技术美学的亲睐，作家不断地把各种不同的生存体验，化解到语词自身的欢悦之中，一度使文学的价值立场变得模糊不清。它的意义在于使中国小说及时地补上了形式的功课，但危机依然存在，每位作家依然面临着如何有力地表达时代的真相，使文学不致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的困难。由于对这一困难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表达，九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出现了分化，显示出了各自不同的写作路径，这一点，在余华、格非、北村、苏童等人的长篇中显得尤其突出。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某种外在的形式变化不再是先锋作家用力的主要地方，他们转型后，形式更加朴素，语言更加清晰，对存在境遇的洞察也更加敏感，精神的力量正在日渐加强。这种价值新维度的建立，这种对精神境遇的不懈追索，或许能够为解答艺术为何会走向终结提供新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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