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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文学批评：１９５０—１９７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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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长风的新文学史研究
1949年后，“南来”的文人、学者在香港，像曹聚仁说的“不必改变生活方式，可以活下去”，是一种事实：由于香港夹在两个政权之间，反而形成了一种思想和言论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因而像林以亮、曹聚仁这样的学者和批评家，能够“每人凭个人的爱好和努力默默追求创作上的理想，无须担心传统和时尚所带来的压力。……不必理会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作品的主要潮流。”[1]但所谓“生活方式”的无须改变，恐怕只能说是卖文为生的基本方式没有改变，自由独立的思想立场无须改变，而在思维产品的生产上，却不能不受这个工商社会隐形权力的宰制。其中一个醒目的现象，是批评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版面从事扎实的文本批评，凭着过去蓄积的知识和能力，写那些“短、平、快”的书评、随笔容易，若想从头开始系统阅读，作系统的学术研究，则受着种种条件的限制。在香港，一个卖文为生的人，若没有专栏，一天不写出几千字，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而从客观方面说，从事系统研究所需的资料也十分欠缺，远不如大陆和台湾。
如上的好处与困难造成了香港文学批评的良莠不齐。从好的方面言之，是直言不讳，没有顾忌；而从不好的方面看，则是逮着什么谈什么，批评对象既缺少严格的挑选，立论也过于快捷，缺少深思熟虑。在这种情境中，最让人同情与不满的是那些从事系统学术工程的批评家，他们的工作集中体现了在香港社会个人的学术野心与可能之间的矛盾。这方面，司马长风可算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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