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
|
| |
道德形而上主义：启蒙与“反启蒙”之辨
近年来，随着对泛政治意识形态及其衍生的文学观念反动的日益深入，1949_1976年文学思潮之价值判断仿佛已然尘埃落定：20世纪中国启蒙文学思潮史以“五四”与80年代各自定格为一次启蒙高潮，而1949_1976年文学思潮则为塌陷于两者之间的低谷地带，或者说是极“左”思潮主导下的“反启蒙主义”时期（本文姑且用“反启蒙”来指称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然而，这种价值定位却主要缘于情感化印象、政治逆反心理抑或二者影响的交叠，而非理性的学术判断。这里，一种明显的、颇有意味的反对比不容忽视，即与两次启蒙高潮相较而言，被视为启蒙低谷的1949_1976年文学创作反而具有以下几大优势：一是较之短暂的五四与辉煌的80年代，其作为整体性文学肌体存在的时间量最大；二是较之启蒙文学创作主要限于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为教化阵地，其读者的层次与数量均大大扩展；三是对受众的影响最大，且这种影响并不限于认识论意义上，更表现于人生选择、人生观所表征的深层生命意识。像鲁迅的《呐喊》、《彷徨》，对人们认清封建主义的真实面目及批判国民性弱点具有伟大的启示意义，但是面对“娜拉出走之后怎样”这样一个极具现实性意义的命题却似乎无能为力。而《青春之歌》、《闪闪的红星》、《红岩》等作品却实实在在地塑造了一代至几代人的灵魂世界，甚而至今魅力犹存。①其区别还在于：启蒙艺术世界中追求个性解放的形象往往是倪焕之、蒋纯祖那样的失败者，他们要么像子君、魏连殳、金佩璋那样最终走上“回头路”，要么如陈白露、章秋柳一般堕落或死去。个性解放的理想、光明幸福的未来似乎永远与他们无缘。而受革命乌托邦影响的人则具有坚定的人生信念，总能够像夸父追日般向着一个既定的神圣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
|
|
|
|
|
|
|
|
| 广告载入中... |
| 广告载入中... |
| 广告载入中... |
|
|
|
|
|
教育论文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