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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的文学社会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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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阿q正传》一些社会学解释的批评
有些社会学方法对于作品内容的理解，时常十分惊人。如周作人周遐寿氏的《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里有较多的对于人物过于泥实的甚至是附会的解释，在为《阿q正传》所作的“导读”里，[1]何满子的解说使作品每一句简直皆可作社会政治、思想及伦理式的阐释。如此一来，文学摇身一变，似乎就成了社会剖析的论文了。而鲁迅好像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说：“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采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2]那么，作品个性上的东西还有多少呢？这也许是当时文学提倡“写人生”，为社会、为人生的结果。而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一部作品并不纯然地属于作者，所以解释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不重回它的文学之道，现在看来，那就是失其根性了。
最突出的问题是阿q形象的复杂性。我们看早期的如《晨报副刊》等对这部作品所作的批评，大都是一般阅读的受众效应代替了对作品文本的分析。而这种效应又是局部的、不系统的、甚至是支离破碎的表达对于作品的意见，其释阅的连贯性与准确性就值得相当的怀疑了。如成仿吾在《创造季刊》二卷二号的《的评论》中说“《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传记”，而且“结构极坏”。1924年4月3日，《晨报副刊》冯文炳的《呐喊》一文则读出了“鲁迅君的刺笑在笔锋随在可以碰见……至于阿q，更是使人笑得不亦乐乎。”另一评论家张定璜在《鲁迅先生》中说：“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带点病态，其实实在的人生并不如此。”《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陆续刊出时，就已引起了不小的骚动，1926年8月21日《现代评论》第四卷9期涵庐在《闲话》中说：“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隐私。”而且，大多批评家所作的“泛阿q主义”的解说，也给作品的解读带来相当大的麻烦。有一份教参上就认为“阿q主义”是一个集合体，如国民思想劣根性的典型，从统治阶级身上移植来的落后性，农民自身的落后性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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