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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学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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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现代文学史的人，对“学匪”不会陌生，这是1920年代别有用心的论敌们给鲁迅所戴的一顶“桂冠”。当然，当时鲁迅头上的“桂冠”不止学匪这一顶，“历史的记载就是这样：人们攻击鲁迅的，是‘学匪’，‘学棍’，‘赤色作家’，‘汉奸’，‘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明说是同志的也还是‘右倾’，‘危害联合阵线’，‘助长着恶劣的倾向，都是含着杀机，可以遭到通缉，撤职，逮捕，监禁乃至杀头的诬陷和谣言。”［1］［42-43］在对鲁迅的各种攻击与诬蔑中，王得后与钱理群两位鲁迅研究专家将“学匪”列在最前面，一方面固然是因其较早，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学匪”典型地代表了从1926年起较长一段时间内最别有用心的那些论敌攻击鲁迅的一种方式, 而且随着论战条件和批评环境的变化，这一概念被鲁迅赋予了历史性的丰富内涵，不仅指称具体的论战对手，更成为对某种批评姿态和批评方式的概括，从而成长为鲁迅批评话语中一个高度个性化的表述。著名学者王富仁曾指出，“鲁迅是有自己完整的语言系统的，既不属于政治语言，也不属于学术语言，他有分解现实的独特方式。比如鲁迅是不分无产阶级文人和资产阶级文人的，他分的是‘帮闲’文人、‘帮忙’文人，有一些是‘八哥’，有一些是‘二丑’，有一些是‘做戏的虚无党’……我认为应该用鲁迅文字中独特的意象系统来分析他所分析过的人，解剖他所解剖过的人。”［3］［p10］ 在鲁迅笔下，当初为反击“学匪”和后来著文涉及“学匪”的文章超过10篇，时间跨度超过7年, 这实际上显示出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可见“学匪”对鲁迅的伤害之深，引起的愤怒之重，另一方面则显示出，“学匪”及后来延伸出来的“学匪”式批评正体现了王富仁洞察到的鲁迅“分解现实的独特方式”，实际上，“学匪”这一概念频繁出现于鲁迅批评活动最为活跃的年代，是构成鲁迅批评话语的中心词之一。因此，对鲁迅笔下的“学匪”及延伸出的“学匪”式批评，我们有必要做一次细致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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