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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园抱负”与“死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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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这一点似乎已形成共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现代性”这一大家族里的兄弟，无论它们是何等地不共戴天，都是吸吮了“现代性”的乳汁而茁壮成长。当然，正如罗伯特.库尔茨在其《资本主义黑皮书》所指出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一个更加拙劣的版本而已。在中国，这个版本早就走到了它的尽头，不得不向那个高级的版本回归――而且是以最野蛮的方式向那个高级版本的低级形态回归。
这两个版本都具有永不歇止的“造园”（gardening）冲动、“造园”抱负。当然，人类从来不缺少造园抱负，它本质上没有“传统”和“现代”之分，而是发源于人对孤立无援的存在命运的逃避，上帝的千年王国就是这一抱负的“传统证明”。存在主义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曾论述过“基督教共产主义”，让人们发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勾勾搭搭。但是，它们的区别是，“传统”的“造园”抱负是一个“得救”问题、一个由道德驱动并受道德控制的灵魂与存在命题，而“现代”的“造园”抱负则更多具有秩序的美学特征，它不再受道德主宰，而是将合法性交给了那些冷冰冰的法则、规律、意识形态。由此，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阐述的，“现代性”真的发展出了一种“社会工程”中的“园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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