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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悖论：多样性还是单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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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后现代说到底是“经济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经济”。1 在我看来，这是杰姆逊的后现代话语的认识论和政治核心。杰姆逊的后现代话语在他的主要著作《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的标题中已经具体化和通俗化了。这个辩证的语式是一个丰富的思想传统——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浪尖。我们对它已经耳熟能详，以至于在作出各种各样的评论时经常忽略了杰姆逊的辩证法所要求的必要分析步骤和最终的政治哲学评价。杰姆逊的方案并没有在后现代游戏式的无差异表层上将文化与经济融合起来，也没有采用全球化之类的通用标签来进行历史情景分析。杰姆逊坚持认为，我们必须格外留心包括经济和文化、市场和力比多、基于生活方式的消费及其对“主体性”的意识形态表达在内的各种结构分化的力量，毫不含糊地将经济因素摆在首位，并且同样毫不含糊地强调对文化的意识形态理解，将文化看成是一种具有显著历史性、同时在历史上又具有全新品质的资本主义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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