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搁置历史”还是“出卖历史”？——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
| | 政治论文 评职称论文“那些正在为伸张正义而孤军奋战的政治论文 评职称论文战争罪行幸存者及其支持者们，本来就是以微弱的政治论文 评职称论文民间自发力量去对抗日方由政府、法院、资本财团和右翼势力联合组成的庞然大物在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殊死搏斗，不料却被这些唱着“搁置历史、着眼未来”高调的本国“战略家”们在背后捅了一刀，这就使有正义感的人更觉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他们呐喊助威。所以我决定不再沉默。”
“我呼吁一切曾经身受日本暴行残害的中国人和他们的亲属后人，用你们力所能及的方式说出你们的痛苦绝望；我呼吁一切良知尚存的史学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用你们各自擅长的方式，再现那兽性吞噬人性的悲剧；我呼吁一切有民族认同感的教育工作者，告诉你的学生们为什么日本的认罪问题还没解决、为什么历史问题不能“搁置”；我还呼吁一切有正义感的法律工作者都以王选、苏向祥为榜样，不畏艰难地为受害同胞讨回公道。三千五百万中国人不能白死，我们决不能忘记，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一
去年年底，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上著文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主张“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1]今年四月，时殷弘也在同一刊物上提出对日“外交革命”的所谓“迂回战略”，主张中国为改善中日关系单方面、无条件地对日方做出五条让步，即搁置历史问题争端，帮助日本增加对华出口及投资，对日本军事力量扩充采取“足够大度”的政策，支持日本以大国地位参与东亚安全、政治、经济事务，以及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这两则“石破天惊”的言论一时激起舆论的强烈反应，引发了一场关于中日关系和中国对外战略的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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