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的再认识
| | 小学政治教学论文【 正 文 】
由于受传统见解的小学政治教学论文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小学政治教学论文关系缺乏认真的反思，而这方面反思的缺席无论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还是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说来都造成了一定的消极的影响。今天，重新反思这一关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已成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共识。
一
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的误解和误导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片面地强调马克思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是哲学家，或至少认为他在西方哲学史上是没有重要地位的。比如，德国著名哲学史家库诺·费舍(Kuno Fischer)在其两卷本的《新哲学史》中只有两行字提到马克思，而在德国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史家余柏威(Ueberweg)的《从19世纪初到当代的哲学史纲要》一书中，也只有两页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按理说，在德国著名学者朗格(F.A.Lange)的《唯物主义史》中，马克思的学说应该获得充分的论述和评价了，但实际上也没有。朗格只是在一些历史性的脚注中提到马克思，并称他为“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还活着的最伟大的专家。”（注：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NLB 1970,pp.29-30.）但他并没有把马克思理解为哲学家。这种对马克思的理解方式在本世纪20年代都还是很典型的。当然，这种理解方式的形成也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马克思在哲学研究上的一些重要的论著和手稿还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有的甚至还没有被发现。
第二种类型：片面地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中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历史观时说，“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从这段话中可以引申出两个结论：其一，马克思的历史观和恩格斯本人所强调的辩证的自然观都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这从恩格斯的另一段话中也可得到印证。他在谈到黑格尔已经使以往所理解的哲学终结时指出：“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5-216页。）在这里，辩证的自然观或历史观都不过是对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成果进行概括总结的理论，哲学丧失了为一切实证科学澄明前提的基础性作用。其二，哲学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来，只留下了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即纯粹逻辑和纯粹辩证法的领域。这个纯粹思想的领域既然与自然和历史都分离了，当然就不可能从根基上去关心并探讨人的问题，特别是异化劳动的问题。后来的列宁及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哲学教科书之所以把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一致理解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问题，其根源盖出于此。所以萨特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出现了人学的飞地，主张用存在主义的学说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并非空穴来风。作为中国的学者，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文革”以后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为什么从1992年起全国会掀起一个“人文主义寻思热”。马克思哲学确有其逻辑性和科学性的一面，但更重要的却是它的人文性，它对人的价值、自由、权利和全面发展的执着的追求。只有肯定这一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本质联系才能充分地被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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