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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一种建构主义的分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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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5.1 对前述研究的讨论 上述分析显示:台湾人族群认同萌芽于日本人统治时期,但长期是一种文化认同,主要是民间行为,对台湾人国家认同影响不大。两岸争的是对中国统一方式的主导权(蒋经国后期,已经意识到这种想法不切实际),到了李─陈时期台湾问题从文化认同演变为政治认同──或曰国家认同。这不是特例,在维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内,族群认同常常演变为国家认同,即要求建立主权国家,这种「准马志尼式」156的正当性正是陈少廷等人炮制「住民自决论」的动力所在,台湾的「民主化」似乎增加了这种正当性。而国际政治的现实则是:联合国成员中,90%是由多个族群组成的国家,主权国家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具有合法性。这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内在缺陷。大量冲突由此产生,对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一般认为,这种冲突不是武力所能消弭的,较好的处理办法是通过谈判达成妥协,确定双方分享的权力,减弱族群间的紧张,维护国家认同157。 总体而言,台独的原因是复合的:权力、经济、意识形态甚至地理、历史因素都在起作用,但族群认同是主要原因。换句话说,构成「台独」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复合的,其中族群认同是首要条件。即使「美国军事支援」这一台独的重要动力,也与台湾人的族群认同密切相关: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支援台湾的原因中民主价值认同的成分在上升,3.20「公投」也是台湾在打「民主牌」,在台湾人族群认同中,对「民主自由」的价值认同是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在年轻人中),所以,「美国军事支援」的原因有二: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台湾人的族群认同(间接但很重要)158。陈水扁在今年5.20「就职演说」中强调「与日、美等国建立价值同盟」,原因也在此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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