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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深圳区级人大代表选举看政治消费者政治激进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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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03年深圳市第四届区级人大换届选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难以用“独立候选人”、“非正式候选人”、“另选他人”等概念去概括，这就不得不涉及到对政治参与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国内大多数学者喜欢用官方与民间的二分法、或者用法定空间与现实存在相对照的方法来解读，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释义过程中的简单化倾向和对民主政治发展的理想化倾向。
简单化倾向主要表现为有的学者往往喜欢将特定地方的选举事件无限制地放到我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宏观进程中去考察，重点分析特定地方选举事件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认为特定地方的选举事件会预示着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更完善、更规范的选举制度，并促使我国对未来的选举法、组织法的修改。理想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对特定地方出现的选举事件解释成同权力阶层、精英阶层的政治设计相一致，至少会朝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民主政治会在权力阶层的宽容放大过程中得到实现，这显然是对民主政治实践进程的复杂性估计不足。
任何政治选举都是曲折的政治现象。美国政治学家罗斯托曾经研究过政治变化的内在规律问题，提出了一个政治变化的普遍模式。他发现，政治变化是不满政治现状的产物。公民政治不满导致政治行动，或者说公民政治行动总是政治不满的结果。政治行动的结果是在成功和失败之中两者择一。如果政治行动获得成功，有功的组织、运动或其他群体有可能产生新目标，也有可能衰落和死亡。如果争取政治变化的努力失败了，进行这种努力的群体有可能解体，也有可能继续追求老目标，但对于达到这项目标的期望可能会减少。罗斯托还特别指出，参与建立政府或征服权力的各种力量，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与那些支持政府和保持个人或群体权力的力量很不相同[1]。罗斯托认为他所发现的分析模式具有普遍意义，它可用于分析世界各国政治变化进程，特别可用于分析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变化[2]。换言之，这个模式的普遍意义对分析曾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之一员的中国的政治民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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