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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亚洲主义”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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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亚洲主义(Asianism)无疑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亚洲主义自明治时期在日本出现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赋予了种种不同的内涵。在实践上，由于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丝丝相连，亚洲主义被批判为助长日本侵略中国的意识形态。战后，在日本以鲁迅研究而著名的竹内好发表了《亚细亚主义》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亚洲主义既有日本对亚洲进行侵略的一面，又有加强日本与亚洲各国之间连带感的一面[1]。竹内的此种观点在日本立刻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也唤起了学界对亚洲主义的兴趣。直至今日，关于亚洲主义的研究在日本仍然倍受注目，不断有新的著述问世[2]。不同叙述中的亚洲主义既反映了战后日本国内社会思潮的变化，也寄托了研究者们不同的乡愁-－或寻找中日两国曾经有过或可能出现的黄金时期，或为日本对中国及其它亚洲国家的侵略进行辩护。面对日本目前在后民族国家和全球化时代所遭遇的种种问题，还有一些人试图从亚洲主义入手作出解释，乃至寻求出路[3]。
在中国学界，人们历来认为，亚洲主义是一种用华丽的词藻包装起来的侵略思想。但是，在有关中日关系的著述里，涉及亚洲主义的文字却极少越出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的范围[4]。人们不难看到这样一种互相矛盾的叙述：亚洲主义在成为日本民族主义对外侵略工具的同时，也曾经在特定的时期为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敲了边鼓。这种亦此亦彼的相对主义叙述，显然无助于从根本上把捉亚洲主义与近代中国的关系。笔者关心和研究亚洲主义问题，不止是基于对上述叙述的不满，更是基于对近代中国的现代性（modernity）形成问题的思考。如果简单地回顾一下西潮东渐后一百多年来的东亚历史，不难发现，当中国传统的以华夷思想为基础的朝贡贸易的世界体系，受到西方以近代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的挑战并逐渐崩溃时，新崛起的日本便以亚洲主义为张本，向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强制推行过另一种世界体系-大东亚共荣圈。中国近代民族－国家（modern nation-state）由于建构在上述三种世界体系相互冲突和消长之下，难免与亚洲主义发生一定的思想联系。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抱有各种理念的政治人、知识人和宗教人，从不同的立场或呼应或批判过亚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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