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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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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产业结构格局及其产生的国际经济关系是世界秩序的深层结构。由其产生的近现代世界秩序经历三个时代。早期殖民主义全球化时代，新生工业结构向农业世界扩张，推行世界的同质化（即西方化）；以电力为中心的新产业结构出现之后，世界进入各工业大国争夺世界的“全球割据时代”(世界大战与冷战)；而当资本内在扩张力量通过信息技术等等冲破冷战割据之后，世界进入“新全球化时代”。全球性产业体系的生成过程，冲破各国完整独立的产业体系，形成各国之间相互依存、渗透与竞争，给全球带来了总体上和平与发展的希望。但各国间相互依存程度上的不对称性，导致了南北冲突与局部动荡。社会主义不再通过对抗资本主义进行封闭式发展，也无意通过和平竞赛与他国争霸，而是作为世界市场中的新生力量，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显示自己的优越性，逐步代替资本主义。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秩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一个新的未知的世界秩序开始形成。未来世界将走向何方？人们意见纷呈。其最典型的见解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本主义胜利说”，认为苏东剧变的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永恒，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如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发表的“历史终结论”。这种肤浅之论很快被冷战后全球动荡的无情事实所抛弃。另一类则是“世界新分裂”说，认为由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造成的国际对抗，将被其它冲突——如种族冲突、文明冲突、文化冲突、南北冲突等等所造成的世界分裂所取代。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文明的冲突？》，主张冷战结束之前世界冲突的中心点是“西方的内战”——从王侯间冲突到民族国家间冲突，再到冷战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冷战后国际政治“走出了西方阶段”，演变为“文明的冲突”：世界冲突的“中心点演变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这个新世界中的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是经济的。人类之间的巨大分裂与冲突的主要源泉将是文化的冲突。”11996年亨廷顿将此说扩为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该书的封面表征了亨廷顿想象中的世界大格局：在地球背景上，右上方是基督教十字架，左下方是伊斯兰新月，右下方则是中国太极图。此外，法国右翼国民阵线的二号人物Bruno Megret在其党地方选举获胜后说：其他种族的人民“从哪来就回哪去……不是因为我们恨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污染了我们的民族特性并抢走了我们的工作”。2许多人把巴以冲突和新近发生的9-11恐怖事件，看成是对文明冲突论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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