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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思想的演变：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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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民众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方面是真情实意的流露，一方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使然。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作为外交谈判的民意后盾，而对于一个统治合法性不足的政权来说，当外交妥协不可避免时，又难免合法性的进一步流失。中国外交实践与理论、学术与宣传的脱节由来已久，这是造成非理性的恐外、仇外情绪的主要原因。
1972年，毛泽东在初次与尼克松会见时说：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接着他又笑着说，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当时，中国老百姓并不知道打倒美帝是放空炮，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与美国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在中美关系良好的时候，邓小平制定了和平与发展（以下简称和平发展）的外交新思维。到1989年11月，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可是仅仅两个星期之后，他又对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一九七二年到现在的十七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如果不是依据外交实践而是依赖领袖语录来进行理论探讨，和平发展的肯定论者与否定论者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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