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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对诺思国家理论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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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面临着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任务，这又被我国理论界称为“双重转轨”。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是不容怀疑的，吴敬琏教授甚至提出了“制度重于技术”的说法。一个“好”的制度为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提供了激励，长期的经济增长藉此而成为可能，制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但是，诺思（1983）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既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很自然的，每一个社会都希望拥有一个“好”的制度，那么阻碍经济增长的“坏”的制度为什么又出现在那么多的经济社会中呢？诺思的国家理论由此而展开。
一、诺思的国家理论
诺斯将制度定义为“博弈的规则”，并认为产权制度是经济社会的基本制度。在诺思看来，国家是一暴力组织，向社会提供安全和公正等公共产品，并以此为根据迫使公民纳税。由于国家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国家成为产权界定的主体。诺思（1973）从西方民族国家兴起的分析中对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持，即国家是一具有规模经济性质的暴力组织，并由此成为产权界定的主体。既然国家成为产权制度决定的主体，那么按照经济制度与经济效率的顺向逻辑，国家就必然要对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状况负全部的责任。在诺思看来，国家具有契约的性质，表现在国家以公正和保护换取公民的税收；同时，国家又具有暴力的性质，表现在其界定产权的强制性上。由此出发，诺思认为，国家是一具有独立利益的垄断集团，具有追求垄断租金最大化的组织目标。这既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的说法不同，也与关于国家是万民契约集结的国家契约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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