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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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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贝尔认为，文化作为一种意义阐释方式，存在着一些困扰所有时代的原始问题。道德约束和个性自由的关系，大略就是这些问题之中最突出的一个。如果说，文化的演进并不像技术进步那样表现为不断的创新，而是常表现为向那些原则问题的反复回跃，那么，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卢梭的《忏悔录》这两个典型样板，可以告诉我们围绕道德约束和个性自由这一原始问题的思想对话，如何在不同的水平上展开，以及，当一种取向作为时代潮流取得文化霸权之后，另一种取向又会怎样以新的形式彰显自己的独特魅力和价值。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先从卢梭的《忏悔录》谈起。
蔑视公共礼法的坦率与自傲
卢梭在《忏悔录》中开宗明义地宣布：“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我。” [ 1]卢梭在这里由于摆脱传统伦理和世俗规范的羁约，执著于自我感受的赤裸裸表现，因而被贝尔等人看作是现代主义文化的开山鼻祖。[2]尽管卢梭本人很自信地认为，他的这份内心自白展示的是一幅“世界上绝无仅有、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完全依照本来面目描绘出来的人像，但是在他之后，对自我经验的大胆探索不仅成为一种文化时尚，而且那些新时代的弄潮儿越发无所顾忌，以致完全抛弃了“忏悔”这一让人感觉沉重的心理负担。拜伦将激情和狂热视为沛然不息的生命本源，他对世俗流言蜚语的回答是“独自反抗你们全体 ”。[3]惠特曼追求一种无所羁绊的人生，他在《自我之歌》中高傲地宣称“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从而使“表现型个人主义”获得了更加淋漓尽致的发挥。[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尼采。这位“用锤子进行研究”的哲学家，一方面对传统价值予以彻底的重估，另一方面又在“上帝死了”之后膨胀出了超人般的自我。当他将自己的自传命名为“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就是命运”、“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等等的时候，可以说是唯我至上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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