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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跨世纪的两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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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县批判所谓的「资反路线」始于1966年11月召开的省委三级会议之后。通过此次会议，省委将十月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传达到了农村并向基层延伸，邓习斋和张群洁作为鄞县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于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根据毛泽东的讲话，此次会议是为了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也是为了解决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反路线」问题。实际上，此次会议上对刘、邓的批判是对一直以来控制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努力的否定。这种批判产生的后果是使前一阶段由上而下的一些政府控制行为以及由下而上的民间的不满与抵制获得了新的罪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在1966年11月23日始召开的县委常委会上，在传达了中央此次工作会议的精神之后，县委常委会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他们开始了自己否定自己，同时他们还要发动下面的群众来否定自己，他们成了自己的掘墓人的杰出同盟者。
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区分两条路线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据上述标准，县委对自己前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作了检讨，认为根本的错误是基于对群众不信任的心态的控制行为，所有有部署、有领导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均被视为老框框，是对群众运动的包办替代，加以批判。其后各常委会委员就自身在文革中的表现作了自我批评。综合来看，之前的资反路线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派驻工作组进入各完中试图恢复对学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在撤消工作组后又设立联络员继续对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干预。二、在中央提出大串联后，仍然加以劝阻，召开家长会动员学生开学。三、在姜山、丘隘发动了群众斗学生、学生斗学生，围攻革命派。在统一各委员的认识的基础上，对下一步形势的发展作了预测，要求做好「准备大乱，把人揪去，占领机关」的准备。各委员必须写好材料亲自向群众尤其是红卫兵做检讨。县委对农村形势的发展做了正确的估计，「只要农民不动，工厂不动，干部不动，学生是动不起来的」，基于此县委常委组成分管生产与学校的两套班子，努力稳住鄞县农村的形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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