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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之經濟基礎──以清末民初之西北為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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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族危機下之鐵路建設與西北經濟和國防 1. 孫中山的鐵路建設計劃與開發西北 孫中山先生對交通與經濟發展的關係,認識甚早。在1894年〈上李鴻章書〉中,孫氏力促請政府除了要重視“船堅砲利、壘固兵強”外,更必須使“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盡其流。”孫氏詳細分析前三者後,在“貨能盡其流”部分中,指出舟車為近世商務發展之憑藉,並認為鐵路較輪船更重要。他說: “所謂貨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 道之載運也。……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 若戶庭。……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 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為尤溥。……數十年來,泰西各國, 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 一方之困,而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飢饉之患。…… 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 路為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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