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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决权，人权与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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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科索沃危机，是前南斯拉夫解体危机的延续和最新表现。因此，分析科索沃问题及其对今后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不能不深入研究南斯拉夫解体过程。本文将着重探讨“民族自决权”问题，因为前南斯拉夫内外政治势力均以“民族自决权”为南斯拉夫解体的依据。同时，“民族自决权”这一概念的理论演变(即从强调“对外自决”转到强调“对内自决”)，为北约国家提出“人权高于主权”论奠定了基础。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先回应一种可能的意见。这种意见认为，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认真对待民族自决权，人权和主权等理论问题，未免过于学究气。但在我看来，由于世界各核大国都具有“第二次打击能力”，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不会完全恢复到19世纪的“强权即公理”，因那样无异于人类的集体自杀。18世纪英国哲人休谟的如下名言依然适用，甚至更加适用于21世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之迷，不在前者的暴力，而在后者接受了前者创造的公共舆论。换言之，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不仅是“武器的批判”，而且更是“批判的武器”-----即以“人权高于主权”理论来构建“世界新秩序”。
然而，有效的“批判的武器”非能一蹴而就，在人权和主权两个概念之间架起桥梁，经历了长期的理论与实力的较量。其间，“民族自决权”这一概念发挥了关键的链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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