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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种族主义和巴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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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对权力的思考从未停滞，他的权力研究采用的是开放主义态度。在事件面前，在现实面前，在历史的压力下，在任何可能的启示性光线的照耀下，权力都可能被再次思考，不停地重读、质疑、修改、更正、定位。对权力的思考，永远不是终结性的，相反，它总是未完成的，总是在摸索中，用福柯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瞎子经验主义者”，他既没有一般理论可借鉴，也没有现成的工具来利用。福柯并没有将权力本质化，并没有提出一个牢不可破的权力实体。大致说来，福柯考察了三种权力形式，一种是否定式的国家权力、君主权力、法律权力。这是人们最易于理解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本性是镇压、消灭、抹擦、否定，它与暴力机器相关，它的手段通常是屠戮，它的典型意象则是血，屠刀起落中飞溅的鲜血。第二种权力形式则是规训权力（discipline power），这是福柯重点探讨的权力形式。规训权力不是否定性的，也不是镇压和消灭式的，相反，它是生产性的、造就式的，它不是让对象归于无和沉寂状态，而是生产出某种有用而驯服的产品。具体地说，规训权力针对着身体，将身体进行反复的改造、矫正、生产，目的就是生产出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人体，这些人体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工作中都符合某种规范化目标。人体在权力的生产和矫正中既有用，又驯顺，而且有关自身的知识也被权力建造起来。在生产性权力的揉捏、造型和摆布下，人和人体都是被动的、听话的、他律的，都是可以被反复地塑造的。以此为基础，福柯提出了他的第三种权力形式：生命权力( bio-power) 。生命权力和规训权力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是生产性的，肯定性的，积极性的，都不是杀戮式的，不是君王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消灭式的，相反，权力在保持、激发、促进、生产和投资它的对象。如果说，规训权力的主要对象是人体，那么，生命权力的主要对象是生命。生命权力正是这种提高生命、管理生命，繁殖生命，控制和调节生命的积极权力，它在生命、人类、种族和人口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围绕着生命，生命权力和君王的屠杀权力针锋相对，这也是肯定权力和否定权力的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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