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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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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样一种转向的背景材料,除了近百年来的苦难历程使得人们不得不从对革命原则的珍爱转向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外,也和旧制度在各项局部改革中所呈现出来的曙光有关。 然而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所阐述的却正是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话题: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与此话题相关,还可以产生如下一些疑问: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为什么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更激怒了人民?合法地违法为什么比没有法律时更坏?打倒贵族、驱逐教士作为一种对民主与平等的追求,为什么反倒给自由留下了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 更多的类比无疑是多余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毕竟是二百多年前的事。然而书中却有这样一段话:早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几十年,法国盛行过一种可称之为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的主张;作者说。正是这种主张才给我们研究这场大革命的真正本性提供了一个文本,“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内容。”(第194页)这些内容是理论探讨,但决不脱离实际,而且是为解决实际问题才设计出来的,所以它比我们今天只能抽象谈论的欧洲大陆哲学更接近于那场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其中包括着它的目标、步骤与举措。作者说,当他读摩莱里的《自然法典》时,仿佛就置身于法国大革命之中,而其实,这本书出版于法国大革命前一百年。而且更令人惊奇的地方在于:对整个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来说,他们心目中最理想、最美好、最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完美典范恰恰正是当时的中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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