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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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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晚清时候，情况大变了：首先，中国被迫向 “西方”逐渐敞开门户，各种欧洲的器物、观念和人员迅速进入中国，大大改变了沿海地区和城镇居民的日常观感；从魏源、徐继畲等人编撰《海国图志》（1842）和《瀛寰志略》（1848）开始，整个社会的知识系统随之发生变化，到19世纪晚期，这个变化已经相当明显，尤其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比较年轻的文化人 中间，一种新的“世界”观念――中国只是世界上许多“国”中的一个，与西欧诸国相比，至少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还居于劣势， 差不多完全取代了上述那一种古老的“天下”观念。
其次，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西方列强、特别是“维新”成功之后的日本对中国的不断侵犯，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中国即将被“瓜分”的严重的忧虑。这忧虑的一个直接的思想后果，就是文化人普遍从利益冲突的角度来理解“国”与“国”的关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拥有极大的社会影响、自称能以手中的一枝笔“转移”国人心理的梁启超，就这样解释“国家”的起源和基本作用:“国家者，对外之名词也。……人类自千万年以前，分孳各地，各自发达。自言语风俗，以至思想法制，形质异，精神异，而有不得不自国其国者焉。循物尽天择之公例，则人与人不能不冲突，国与国不能不冲突。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故真爱国者，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必不愿服从其于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孓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力让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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