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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答容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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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容若先生的大作：《也谈孙中山之五大罪——评袁伟时关于护法的‘翻案’文章》（《明报月刊》2001年十月号；以下凡引用该文，不再注明出处）后，感触良多。此文不仅涉及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值得重视的是它表明一种曾经为祸多年的文化现象尚未消失。
（一） 文化专横的思维模式
容先生断定：“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于公式化”。拙作“属于以B公式写的‘翻案’文章。”所谓“B公式，把正面人物丑化为反面人物，例必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利益为依归，以此公式写的，一般以指桑骂槐为主。”
坦率地说，21世纪的香港仍有人这样提出问题，实在令我大吃一惊。
首先要推敲一下什么叫“翻案”？学术不承认有永恒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结论；它总是在不同观点的辩论中逐渐向真实接近。“群言淆乱衷于圣”，以圣言和经典为是非标准，那是宗法专制的常规，有现代公民自觉的人士绝对无法认同。如果不准去伪存真，哥白尼以来的全部学术发展统统都要丢到粪坑中去！自然科学如此，人文和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容先生说，“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通过决议，尊孙为‘国父’……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一文，承认孙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所以草民就不应有所非议了。换句话说，学术应该成为政治的奴仆，政治家说过的，学者不容置喙！中国人已经吃够了这类文化专横的苦果，早就应该拒绝对权势献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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