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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史研究——对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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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教师论文】 2002年夏,美国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在北京大学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文化定位实际上也就是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互相竞争。……这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抱负和自我期待”。联想到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些现象,他的话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近半个世纪前,雷海宗教授说:“地理大发现”一词,是欧美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一个惯用名词,后来在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的大部世界也不假思索地援用,……“发现”一词乃欧洲立场的名词,其中含有浓厚的侵略及轻蔑的意味,把欧洲以外的地方视为发现、开发、剥削的对象。……至于中国,当然也是被“发现”的对象。因此雷先生强调今后在世界史中只用“新航路的发现”或“新航路的开辟”,而不用“地理大发现”。然而,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我国的世界史著述和教科书中,人们经常见到的,仍然是“地理大发现”。 20世纪60年代,英国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率先提出由底层往上来看历史(study history from the bottom up),自下而上的历史学(the history from bottom up),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history from below)。他强调人类的历史不是精英的历史,而应是民众的历史。这种观点成为英国新社会史学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世界史学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几乎无人不晓。然而,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早在1928年,为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刊物《民俗》写的发刊词中,就已经提出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立全民众的历史”,“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俗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让历史真正成为“全民众的历史”。遗憾的是,顾颉刚先生的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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