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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黄河水患频发与防治制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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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几千年来，它的安流或泛滥都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
从现有史料来看，春秋战国时期有关黄河决溢的记载很少，除去人为决河，黄河自然决溢记载只有四次，一是周“定王五年河徙”[1]，二是晋出公二十二年（前453年）“河绝于扈”[2]，三是魏襄王十年（前309年）十月“河水溢酸枣郛”[3]。四是赵惠文王二十七年（前272年）“河水出，大潦”[4]。
西汉时期，黄河水患大量增加，笔者根据《史记》、两《汉书》统计，共有13次水患。东汉王景治河后至唐初五百余年间，据笔者统计，正史、《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等书明确记载是黄河下游水患的也有13次[5]。这13次黄河水患，小者河溢，大者河决，造成的灾难程度有别，但都没有使黄河河道大改道，黄河河床是比较安稳的。五百余年暴发13次水患，从频率上讲，逊于西汉时期，从造成的灾难上看，更是不及，没有西汉时期那么多的改道，可说黄河此时又归于“安流”。
由此可见，西汉时期是黄河水患发生的一个频繁时期，规模巨大，影响深远。一方面，其间发生频率比春秋战国时期和东汉王景治河后至唐初五百余年间都高，另一方面，此时期发生的一些河决造成的灾难丝毫不亚于唐以后的各代河决。西汉黄河水患频发原因值得后世学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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