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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与秦汉历史地位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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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对秦汉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的评估普遍偏低。不少人对这一时期的事功多能充分肯定，甚至高度推崇，但是对当时的文化却颇多微词，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秦汉文化的主体——哲学思想，不外乎粗俗的神学天命论和平庸的自然天道观，充斥着阴阳灾异、谶纬迷信，是对生机勃勃、绚丽多彩的先
秦思想的反动，也远不及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精致、深刻和博大。无论是秦王朝推行的“以法为教”的做法，还是西汉中叶起贯彻的“独尊儒术”措施，说到底，都是大一统封建专制政权对思想文化的箝制与窒息，从而在本质上决定了秦汉文化无法获得充分发展的空间。于是乎，在文学上，是“铺采摛文”、不歌而颂的“大赋”成为主流，丧失了文学独有的艺术感染力与美学功能；在学术领域，则是寻章摘句、泥古宗圣的“经学”成为主体，皓首穷经，鹦鹉学舌，哪有多少学术创造。如此去看秦汉文化，自然就不可能评价太高，而秦始皇、董仲舒、刘向乃至光武帝刘秀诸人在秦汉文化发展史上也就只能扮演不太光彩的角色。如北宋苏辙曾言：“西汉至孝武之后，崇尚儒术。至于哀平，百余年间，士人以儒生进用，功业志气可纪于后世者，不过三四。”（《栾城集》卷二○）但笔者认为，如此评估秦汉文化的历史成就及地位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从态度上讲，不公允；从事实上讲，不准确；从客体上讲，也不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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