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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之际河西走廊经济主体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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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在谈到河西时说：“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看来终西汉之世，畜牧业还是河西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唐朝时就不同了，《资治通鉴》卷216说：“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说陇右河西走廊是唐天宝年间天下最富庶的地方，恐怕需要商榷；说比过去富裕，人烟稠密，农桑已成为其社会经济中的主体，且较发达，应该是事实。如此历史巨变固然是唐前期在陇右河西采取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也是漫长的历史演进的结果。
河西走廊的初步开发，应归功于汉武帝为断匈奴右臂，设置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郡，与之相应的是徙民实边和大力开展军垦民屯。全盛时这里有户六万余，一度相当繁荣。不过，两汉之际马援在这里“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①，充其量也还是农牧参半。而贾思勰竟不留余地说“马援以牧养发迹”②。“羌祸”一起，河西大受影响，人户下降到西汉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二。汉末战乱，河西同样惨遭破坏，极目凄凉，乃至敦煌二十余年不见太守。河西走廊的再度崛起，并且转向以农业为主体，应是魏晋之际。这与先进农耕技术的传入和人口的增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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