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我和宋辽金史研究
| | 我们这一代治史者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系本科毕业论客观事实。
我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2年毕业，号称是五年制本科生，真正的历史系本科毕业论学习时间其实只有两年。我曾在为《北大人》所写的自传中说：“在世界近代史上，北京大学对本国历史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非其他名牌大学所可比拟。多灾多难的校史，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多灾多难的国史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校史中最可痛心的损失，自然是很多代学子在不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学业的损失。”
大学生活的第一学期，还可说有正常的学习环境。张政烺先生讲授先秦史，我受了他的启示，开始阅读《史记》。按当时的中学教育水平，刚进大学校门的学子，阅读中国古代史料，是有极大的困难。我是从王伯祥的《史记选》着手，才慢慢度过了古文关，转而能够阅读没有标点的《史记》。1957年寒冬，一位专门为加强政治领导的新官上任，从处分右派开始，接连三年，在几乎没有间断的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的冲击下，我们的学业近于荒废状态。在陈伯达“厚今薄古”的口号下，阅读古籍更成了违禁行为。记得在大跃进的1958年夏，我们整理行装，准备下乡，不料我突然发烧，去校医院看病，医生认为我可能得猩红热，留我住院。烧退以后，医生又认为必须住院观察。我终于利用这一二十天的宝贵机遇，偷着去借书。文史楼中，往日座无虚席的大阅览室里，竟空荡荡的，没有一个学生，唯有一位管理员在打盹。我借着几本书，就赶紧塞进书包，唯恐被别人看见。回校医院后，又赶紧将几本书放在枕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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