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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汉简研究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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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简牍是20世纪初新发现的历史史料。在1901年的2月至3月期间，进人中亚探险的英国籍匈牙利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e Aurel Stein）和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Antlers Hedin）分别在尼雅和楼兰所得简牍是最先发现。
对中国史研究来说，在本世纪初出现了四项非用不可的史料，其一是殷代甲骨文，其二是汉晋简牍，其三是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敦煌文献，其四是故宫紫禁城的清朝档案，可称为行政文书。这四项史料，对以前仅利用正史文献从事历史研究者来说，是新出现的古代的一等史料，必须承认这些史料的价值并加以利用。同时，在本世纪后半期，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而大量出土的文物资料，我认为可将此列为本世纪的第五项史料。但是说起利用这些史料，存辩诸多难点。例如，汉代简牍与《史记》前后《汉书》所载不能直接印证即是难点。有些以文献为主从事研究者，因为不能直接印证，所以不利用新史料。对此也许可看作利用史料能力不足。
简牍所记全是日常事物。而中央官府记录是皇帝起居注等，斟酌起居注编纂实录，依据实录而作正史，而正史所载大多与简牍无关连。正是简牍所记汉晋的日常事物，通过正史是无法获取的。正史或史书所载大多是非日常性事物，对此应该有所觉悟。因为日常事物每天重复，其稀有性不为明显，所以不加记录，而仅记录带有稀有性质且非日常性事物。因此，要了解百姓的普通生活情况，则成了难题。历代史书只记录非日常性且带有稀有性质的事物，关于这一点，在阅读史书时应该有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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